樓宇清潔研究

市場化過程中確保環衛工人合法權益的“廣州模式”

時間: 2019-03-15訪問: 362

自2002年12月,原國家建設部下發文件《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起,全國各地加快了市政公用行業的市場化進程,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市政運行效率。將原有的環衛事業單位管理一律改制成市場化外包運作,迄今已15年。

在廣州市,過去幾年中,市場化的外包運作,給環衛行業帶來極大挑戰。外包公司給付薪水過低,環衛工集體糾紛發生多起,促使市政管理者意識到環衛用工體制的問題所在,并做出積極的改變。

廣州:環衛用工體制亂象

在廣州,環衛工主要以外地人口組成,女性占絕大多數,年齡結構偏大,基本處于35-50歲之間,且文化程度偏低。這個以外地工人為主的環衛群體中,很多人不得不蜷縮在鬧市的角落,與老鄉、同事共同蝸居在城中村。在每周五天的基本工資之外,環衛工每周一或兩天的加班所得(大概占工資的35-40%),是其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支持他們在城市的昂貴支出和在農村的家庭生計。

2015年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城鄉建設環境與資源保護工作委員會的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情況調研報告指出,整個廣州市共需環衛保潔經費約29億元,但實際投入僅約19.5億元,缺口近10個億,有超過3/4的區沒有滿足經費所需;同時,一線環衛工人的缺口為5000人,而當年廣州市環衛工人總數為4.5萬人,缺額比例為10%。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工人都被要求每天完成超乎標準總量的路段清潔工作,否則無法按時下班。為此,很多環衛工人不得不在凌晨早于上班時間開始工作,以完成額外的工作量;但這些增加的工作量,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拉長費”補貼;凡遇上節假日或衛生檢查,工人的工作時間也被相應延長。

廣州市早在1990年代就開始嘗試探索市場化之路,并于2004年正式開放環衛市場,吸納私有資本加入市政環衛行業。然而,就像2005年《羊城晚報》的一篇報道中,一位海珠區環衛局的領導所稱,“環衛市場化的原則是’以最低的價格買到最好的服務’”,環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以“價低者得”的方式,引入大批保潔外包公司,但政府的財政投入卻不足以覆蓋用工成本,變相使得外包公司通過“吃人頭費”來減少人工、延長環衛工工作時間、增加人均清掃面積、縮減或取消環衛福利,甚至不買、少買或異地購買“五險一金”,以此達到降低成本牟利目的。也因為如此,催生了自2012年底到2014年間,多起連續的廣州環衛工停工風波。

2012年12月至2013年初,廣州市各區發生了6起環衛工勞資糾紛。其中工人訴求基本相似,集中在工資待遇過低方面,因到手月薪1600元左右(當時番禺區僅800多元),諸多工人不得不靠額外兼職維持生活。此外,工人的環衛津貼、年終獎金、節日福利等等,因為市場化改制,不斷被外包公司削減甚至取消;法律規定強制繳納的五險一金也沒有保障,很多公司通過派遣公司給環衛工異地購買五險一金,甚至不買的情況也頻頻發生;外包公司縮減人手,增加每個工人負擔的保潔任務,卻沒有任何補償;公司以罰代管,惡意克扣環衛工工資。

  同樣,2014年8月,停工長達半個多月的廣州大學城環衛工勞資糾紛事件,也點出整個城市環衛管理體制不完善的亂象所在。大學城環衛工人的情況,大體和其他區的工人一樣,但其額外面臨的問題是:原先的外包公司投標失敗,公司更換,而工人的工齡無法延續,也無法得到保障。事實上,環衛行業一直都是“鐵打的兵,流水的公司”,工人會繼續留下;但在低價者得的競標規則下,外包公司變換頻繁,使得工人的工齡沒法得到延續或相應的經濟補償,工人的待遇也因不斷踩低的環衛標價而無法得到實質提升。

制度化的環衛保障和勞資政集體協商

經歷了2013年初的多起環衛工權益糾紛后,廣州的社會各界,包括大學生、公益組織、人大代表等廣泛行動,促進了公眾對環衛工權益的討論。廣州城市管理者也開始著手解決整個環衛體制存在的問題。

歷經當年廣州兩會的不斷醞釀,廣州市政府于2013年4月22日出臺了《廣州市關于規范環衛行業用工的意見》,宣布從5月1日開始全面規范廣州的環衛行業用工,從用工管理、環衛工資組成、帶薪年休假、提升環衛用工指導價等方面,對此前市場化改制下外包公司管理亂象進行統一的制度化規范,并將適用范圍擴展到其他稍微不發達的廣州郊區,如從化、增城、番禺等區。盡管這個改變仍未能回應環衛財政投入不足的問題,但至少給全市的環衛工人帶來將近30%的工資漲幅,并且使得外包公司不得以侵犯工人的基本權益來牟利。

而2014年的廣州大學城環衛工集體糾紛的解決,則讓我們看到另一種保障環衛工權益的可能性。在停工期間,200多位環衛工選出自己的工人代表,并訴請政府協調與當時的外包公司廣電物業進行談判。在政府的積極協調下,外包公司被拉到談判桌,進行了五輪平和的勞資政集體談判,最后達成一致協議:給予每個個人相應年資的經濟補償金,并一次性補償過去近十年拖欠的住房公積金補貼,每個環衛工人平均獲得1.5-2萬的合理賠償。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集體協商的嘗試:政府沒有偏袒誰,亦沒有阻撓工人表達自己的合法訴求,而是嘗試建立對話機制,將工人代表和外包公司平等拉到談判桌,進行面對面的協商;工人和企業都進行了相應的妥協,而政府也充分承擔了市政管理者和監督者的角色。

此后,廣州環衛行業采用市場化運作模式的比例,從2013年的65%下降到2015年的30%左右。這并不代表要放棄“市場化”,但多起環衛工停工風波至少讓廣州的城市管理者意識到:環衛行業本身是城市的公共服務,無論采取外包方式委托第三方,還是直接由環衛站管理,政府仍然是公共服務的責任主體,公共服務的責任都不能轉移。

從推行制度化的環衛工權益保障,到在集體勞資糾紛中善于組織勞資政集體協商談判,廣州的環衛經驗或許可以這樣看:工人的訴求是基于合理的生存需要,而政府非對抗性、談判性的回應,不僅可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同樣可以促進整個城市秩序的有機治理。

但并不是說廣州的經驗就是完美的。至少在現行規范的環衛體制之外,財政投入不足、“價低者得”等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而如何建立勞資談判協商的長效機制,則是各地政府部門亟需思考的問題。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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